记者 刘雨涵

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良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，他写过很多文学评论、影视评论，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精彩球评，认识了这位不安于象牙塔之中的教授。宋遂良的著述涵盖了学术和文化随笔，《宋遂良文学评论选》《在文言文：宋遂良论当代文学》及散文随笔集《足球啊，足球》《一路走来》等书都很受欢迎。年届九十的他依然对新事物、新思潮保持着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同时他也会以学者的姿态进行反思和批判。

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

齐鲁晚报：您196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语文老师，一干就是22年，直到1983年，被调到山师任教。当时您还写了一首诗来形容自己的激动之情——“挣断绳索下小楼，天高月朗大江流”。

宋遂良：因为当时我在泰安一中评上了特级教师，按照规定是不能够调走的。每个礼拜都要接待那些来听课的人，光听还不要紧，听完以后要座谈，谈方法经验，所以我就很忙活。同时我又要看书，想搞一点文学评论，写张炜的文章就是在那时完成的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文学是我的情人，教课是我的妻子，我想离开但就是离不开。后来田仲济校长帮助我调走，我非常感激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学术研究之路几经沉浮，在艰难的时刻，您是如何保持这种进取的心态坚持做研究的?

宋遂良：我在最痛苦、最难受、最受打击的时候，还是对人生、对文学、对自然抱有一种亲和力。在“文革”当中挨批斗，但是我没有消沉，没有埋怨。如果说为什么能坚持住，那就是爱好和兴趣，总觉得有点事情要做。

后来去农场劳动，当伙食管理员，当赤脚医生。那时候开山放炮，有一回学生跑过来说，老师，哑炮了，放不出来，你去看看。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但是我必须得去啊。大家都趴在那里，哑炮在地头中间，我就去排。我心里想要是炸死了就可以解脱了，就不是反革命了。有个学生写的文章里说，当时我只有一块四十多块钱的手表，还交给了另外一个老师。这些我都不记得了。那时候可能炸药质量不高，一出现哑炮就叫我去排，我就成“排爆专家”了。

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，那就是尊重人。我对所有的人，尤其是对那些不幸的人、痛苦的人、遭难的人、弱小的人充满了同情。我经常为电视上的一个镜头或者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掉泪。这种性格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失去父母，又不断地受批判造成的，让我产生了一种对于弱者的同情和爱，所以我很愿意答应任何人对我提出的要求，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。

有一年我妻子生孩子住院，那时还在泰安，我去照看她，见到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发愁。我问：老哥你有什么心事?他说：我有个孙子，在民办中学毕业想去泰安三中读书，可是进不去。我说我认识泰安三中一个副校长，给你写个信，你试试看。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，有一天突然一个人打电话说要来看我。我问：你是谁啊?他说：我就是你推荐到泰安三中的那个孩子，毕业后考到了哈尔滨军工大，现在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员，出差来济南，想下车来看你。我说：千万不要来看，这样就很好，你的成就就是对我极大的帮助、极大的安慰。

搞文学要有真挚的感情

齐鲁晚报：1956年您从部队转业之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当时的校长是陈望道先生，教过您的老师中还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门弟子蒋天枢先生。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宋遂良：陈寅恪先生有次到上海，蒋先生曾经请他去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。陈先生坐着，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蒋先生就在旁边。因为陈先生的广东话不大好懂，蒋先生有时就给他翻译一下。那一刻，我们这些学生心里能够感受到尊师重道传统的延续，等于给我们上了一课。还有周谷城先生，他当时是历史系的，有点傲气，他写文章一开头就说：李某某批判我的文章，我看了，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，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。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陈望道校长。他曾经讲，一个老师讲课，你认真听，听不懂，听不明白，然后说“老师学问真大，他讲的我都没听明白”，如果你认真听都没有听明白，就是这个老师自己都不清楚，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。他这段话影响我一辈子。

齐鲁晚报：您写过很多文艺评论文章，您觉得有哪些文章发挥了特别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?在哪些时刻您觉得文艺评论是特别有力量的?

宋遂良：我最早写过一篇文章评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，1978年文艺报作为重点文章发表了。那个时候“文革”刚刚过去，文艺非常政治化，我从艺术风格谈，让文学的、情感的、语言的东西重新回到正轨，所以那篇文章影响很大。好多大学生都看了，甚至还有抄下来的。张炜、矫健、刘玉堂、李贯通这一批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山东作家，大概都是我最早评他们的作品，尽管我不一定水平很高，但是我把他们推到了全国。

齐鲁晚报：您在著作中谈到，对艺术作品应该重视直觉的感受，不要陷入理论的窠臼。在您看来，这种直觉应该怎样去培养，或者说应该怎样去保护呢?

宋遂良：我觉得艺术的或者文学的核心是感情，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或者一个文学研究者，他应该有比较真挚的感情，爱国爱民、忧国忧民，同情弱小，对不幸者有怜悯、有大爱。文学是从感性来判断，而不是从理性来判断，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是要培养我们对于“人”的理解。照我的想法，人本身就是个悲剧，人只能活一次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。所以文学就要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，没有一定永远正确的东西。恕我直言，我一贯认为有好多搞文学的人并没有懂得文学的真谛，只是像化学研究、物理研究那样把文学进行解析解剖、对照对证，并没有深入研究进去。文学要天然地培养人的怀疑精神，启迪人的心智，净化人的灵魂，这是文学该做的。

现在有些不属于文学的事，我们把它当文学，而真正的文学也受到伤害。比如现在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表扬，你不能说他的不足，你说一点不足，他就会有意见，或者干脆给你删掉。

不可轻视大众文化的力量

齐鲁晚报：您曾说过，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来论输赢的，一旦城市失去了文化的支撑，就没有办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。

宋遂良：泉城广场东边的齐鲁文化长廊内有十二位齐鲁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塑，至圣、亚圣、兵圣、农圣、书圣都是“圣”一级的，这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涉猎特别广泛，这对您来说是作为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，还是您个人的一种喜爱和偏好?

宋遂良：可以说是我自己愿意干的、感兴趣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，但还是受到了一些非议，说我不务正业。我觉得比我水平高的人有很多，但是像我这么热情的人不是很多。有一年泉城路改造的时候，计划做一些英雄模范的塑像，我觉得街道上搞得那么严肃不好，就提议给巩俐和宿茂臻他们塑个像，结果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。我女儿统计有三千多条骂我的信息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巩俐是在济南出生的国际知名的影星，她做过联合国的大使，对济南也有感情。既然在国外她的名声大，那么宣传济南找巩俐有什么不好?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去关心文化。一些老师不屑做这种事，好像觉得学术是一个顶尖的层次，对这种事不太参与。你刚才说的足球评论，其实我没懂多少，我就是喜欢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评论，于是人家给我送外号“小报教授”“足球教授”之类。

当年山东足球战绩辉煌的时候，足球很热很热，人家介绍我都说这是足球评论家，而不说我是老师。有一次从外地回来打车，司机看我打到山师，他就问：你们山师有个宋某某，你认识吗?我说：我就是啊。他就把车停下来，跟我探讨足球，最后还不要我的车钱。我就发现这种普及性的文化，它反而影响更大。

有个名词叫“知道分子”，就是“知”了还要“道”，你光“知”，闷在心里也不好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社会性事务一直都挺多，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旺盛的生活能量，您的能量和热情从何而来的?

宋遂良：这个真没有考虑过。我是到85岁以后才有一种老的感觉，在此以前没有那个感觉，今年夏天在威海我还去海里游泳。我从小当兵，受过一些军事训练，所以现在腰背不驮，别人老问我怎么养生，我都不注意这些，我觉得主要是一种心态，就是你的心里头、思想里头老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新事物。我喜欢写打油诗，一天可能写一两首，我还写日记，已经记了六七十年了。学生有时候来找我，我问他是哪一天生日，就把那天的日记翻出来给他看，那一天我干了什么事，很有趣。你帮助了一个人，满足了别人一个愿望，觉得社会还需要你，你对他人还有用，那就很好。

热爱生命，热爱未来

齐鲁晚报：互联网时代，流量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，使得目前很多内容变得碎片化、低智化、浅薄化，这跟文学所倡导的深刻、批判是相违背的。

宋遂良：对这种情况，我是有点悲观的。大家没有一种理想、信念、追求，没有一种高尚一点的东西。碎片化、躺平、寻求感官的刺激，这种浅薄的、低俗的东西，就会培养出一代一代不深刻的青年学生。

齐鲁晚报：作为一位长者，如果您想要和当下的年轻人谈谈心的话，您会把怎样的生命经验传递给他们?

宋遂良：你们这些小青年要多交朋友，当然也要不断地选择、不断地更替。因为朋友是让你保持健康、活跃、愉快、学习的一个好的渠道。你认识这一个人，你就拥有了他的圈子、他的世界，这个人知道的越多，你知道的就越多。

有人比喻过，一个球体的周围就是它的未知领域，球越大，未知的领域越大。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，不能再活多久了，但是我对宇宙、对生命、对未来都充满着好奇，充满着想象。人的一生太短暂了，应该珍视每一天，对那些家长里短、谁是谁非的无谓的事情都忽略掉，自由、宽容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。我也劝你们年轻人不要发愁，不要难过，和生命比起来，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。好好地活着，热爱生命，热爱未来，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，其他的东西，困难的、痛苦的，都可以放弃，这就是我对你们年轻人的希望。

一个人有他的价值，这个价值是由他的学问、能力、修养、品德来决定的。同时他还有一个价格，就是他的地位、名誉、财产、影响。价值是内在的东西，价格是外在的东西，而多数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的价格和价值是不协调的。比如说，我在泰安一中挨批斗的时候，谁都可以打我、骂我，我的价格只有5毛钱或者5分钱，但是那时候我的思想可能比现在还要好，我的价值能值100块，但是我只卖5分钱。我现在成了教授，价格到了500块，但是我的价值可能就只有50块。如果你树立了这么一个观点，那么你对于任何人都不会盲目地去崇拜，或者无谓地去鄙视，你就会尊重人，就会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心理。这样，一个人才有自我，有了自我，才能够清醒地看待世事，看待人生，看待自己。我觉得清醒最困难。一个人如果清醒，他就不会被名缰利锁牵绊、被高压所屈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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