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图文无关）那一刻，也许她已经清楚知道昨天夜里是她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处。 （人民视觉/图）

妹妹也梦见过母亲。她的梦也同样令人揪心，同样带有寓言的味道。

那是午后，在新北，妹妹突然犯困，于是伏在桌上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母亲走进来对她说：“阿妹呀，我走了。”然后她就惊醒了。

妹妹看了看手表，下午两点二十三分。在那之前，二十分钟以前，大姐在我们的聊天群里呼唤她，但她仍在睡梦中。更早一些，两点零一分，弟弟给她打电话，想告诉她妈妈已经死了，但她还在睡梦中；一点五十分，弟弟第一次给她打电话，想告诉她妈妈快死了，但她还在睡梦中。她在睡梦中错过了母亲的死亡。

三点二十八分，透过手机屏幕，妹妹终于见到躺在尸袋里的母亲的脸。那就像是一张沉睡中的脸，安静又苍白，微微沁着汗，只是眉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紧蹙着，那幽怨的眼神也不复存在。那样一张脸，我想妹妹从今往后都不会忘却。

那张脸在一天以前还散发着一丝生命气息。一天以前，妹妹和母亲视频通话，母亲气若游丝，说自己刚吃下一颗水煮蛋，还有她感到很疲倦。那是她们最后一次通话，时间太短，甚至不到一分钟。那天夜里，妹妹在脸书写下了这段话：

最近常常和身边的人谈起妈妈，说妈妈的情况怎样怎样，好像很平淡地说着，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在为之后的事先埋下种子，一颗愿意开口，愿意接受，愿意面对，肯探出头来的种子。如果最近我一直对着你说起我的妈妈，拜托就听听我的牢骚吧。总是要愿意说，才会愿意想起，才能证明妈妈真真切切地存在过。

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我正在讲述母亲的生活，好似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母亲真真切切地存在过。因为我们都一样，长久以来都在有意无意地将妈妈的生活遗忘，抛诸脑后。那里面有我们的过去，只会提醒我们别忘记回过头去察看、舔舐我们的疮疤。只有将它远远地甩开，我们才能拥有短暂、虚假的平静。我们也总是做得很好。

“阿妹呀，我走了。”

当妹妹从那场梦惊醒过来时，她会不会猛然想起一个月以前的那句话而心里微微震颤，就像我那样？

一个月前，在我回到乌拉港几天后，妹妹也回来了。我站在楼梯口迎接她，看着她笨拙地拖着大行李箱爬上楼。我们有几年（六年？七年？）没见了，她已经长得比我高，头发又黑又长，牙齿比从前整齐许多，但那张微微突起的嘴，还有那张瘦长、漠然的脸还是很难不让人想到父亲。

她淡笑着唤我“三姐”。我感到亲切又恍惚，耳根突然有点发热。

我们一起陪母亲去吉隆坡医院接受化疗。那是母亲的第二次化疗，她看起来比之前淡定多了。她走在我们前面，大踏步地穿过走廊，经过护士站时还不忘停下来，高声和值班护士打招呼。

“护士小姐，我来啦。”

护士礼貌地微笑。她还记得眼前的这个女人吗？两周过去，这个女人更瘦更小，左边那绺白发越来越多，那两只眼袋越来越饱满，沉沉地耷拉着，使那双眼睛显得更大，更黑，更教人不忍直视。

女人停下来，从手提袋里拿出几张白色的纸片递给护士。

“这就是我的裁缝铺。你们可以来我这里订制衣服。我有很多马来顾客。我什么都会做，我们那儿的护士小姐穿的制服都是我做的。”

护士依然礼貌地接过那些小纸片。我认得它们。从前我常常在那些白纸片上盖章。那是一个订制的长方形印章，很轻巧，刻有裁缝铺的名字、地址和电话。锦裳裁剪女学院。地址先是丫曳镇主街四十号，后来才是乌拉港玛拉瓦蒂城十三号。白纸片是母亲的名片，也是顾客取衣服的凭据。母亲会剪下一小块顾客带来的布，用订书机把布订在纸片上，然后写下衣服的制作费用。等顾客来取衣服时，母亲或父亲便以纸片上的布块为依据，在挂着的一整排衣服中找出一样的布。

“这就是我的裁缝铺。”母亲对护士小姐说。

护士小姐当然不会光顾她的裁缝铺。谁会为了一件衣服而大老远跑到乌拉港呢？或者，也许护士小姐已经能预知到母亲往后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裁缝铺？

病房里的人百无聊赖或痛苦地躺着。妹妹躺在母亲的床上，我们漫不经心地闲聊着，很快她便和母亲拌起嘴来。那是母亲还有力气为一些小事发脾气的时日。我们都一样，所有人在那段日子突然变得易怒、焦躁不安。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她们到底为了什么争执。金钱？伙食？弟弟？

“你不回来更好。”

“我再回来就是为了参加你的葬礼！”

当妹妹从那场梦惊醒过来时，她会不会猛然想起这句话而心里微微震颤，就像我那样？

或者，也许这就是她们母女俩长久以来的相处方式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？

毕竟她们俩才是真正相依为命的啊。我们这四个年长的儿女早早地就离家远行，仿佛一去不回头，让她们这两只笼中鸟继续在铁笼里哀鸣、挣扎，永无天日。

那时候妹妹还在上中学。回到家，母亲开门迎接她，常常对她说“阿妹呀，我疼你疼到丢丢啊”（闽南语，意思是“我疼你疼得不得了啊”），然后她会亲妹妹的脸，亲得脸颊上都是唾液。偶尔妹妹会笑着问她，“我是意外还是礼物呀？”她会寻思一下，然后笑说是礼物，“还好不小心生了你，可以陪我过日子。”

她们确实相濡以沫，只不过彼此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。当父亲随手抓来一样东西就往妹妹身上砸，或是用它狠狠地打妹妹时，母亲也只能在旁边大喊大叫，苦苦哀求。偶尔她会勇敢一点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冲到门口，迅速打开门，好让她的孩子能冲破牢笼，奔向那广阔的世界，再也不回来。

她自己也曾试图冲破牢笼。那天她在医院里告诉我们了。在妹妹去台湾后，她曾离家出走过两次。她说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巴士站坐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还能去哪里，最后只好回家了。

“我不知道能去哪里，所以就回去了。”

当时我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她下楼时有没有带什么东西？她是不是像平日出门那样，只是带钱包和雨伞？她有足够的钱吗？那个时候父亲在哪里？坐在巴士站的长椅上时，她到底在想什么？

守灵夜我们早早地就离开了殡仪馆。我和妹妹在二姐家过夜，夜里我们仨一边看母亲的遗物，一边说话。当我和二姐回忆起从前的艰难岁月时，妹妹突然抽泣起来。她说没想到我们的处境比她的还要难。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不久前，她曾匆匆往返于台湾和香港，就为了争取时间找工作，为了能顺利申请到工作签证，继续留在台湾。我意识到我们是如此相像，那么不想回家，不想回到从前的光景，以至于每一次离家都一脸决绝，仿佛做出了什么义无反顾的重大决定。

那次她回台湾也是这样。启程前一晚，她出门和中学同学聚餐，饭后还去唱卡拉OK了。见她那么晚还没回家，父亲很恼火，母亲越来越害怕。母亲怕的是父亲。他已经蓄势待发了。凌晨时分，妹妹终于回家，在厨房里，母亲对着她破口大骂，骂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凶，也更加粗鄙。骚货。不知廉耻。父亲在他的房间里，这一次他没有冲出来。

清晨，当宣礼塔的第一声召唤响起，妹妹拖着她那只大行李箱离开了我们家。我站在门口目送她离去，就像二十天以前我看着她拖着行李箱上楼那样。母亲已经醒了，但她仍然躺着，没有出来。

乌拉港墨蓝的天空下，妹妹乘坐的出租车缓缓开动，驶过那座荒凉、破败的巴士站，经过那些意兴阑珊的野狗和乌鸦，然后右拐，转入主路，离玛拉瓦蒂城越来越远。倚着车窗，妹妹抬头看天空，看那座有着金黄色圆顶的苏丹易卜拉欣清真寺，在乌拉港彻底消失之前好好地看一眼这座小镇。那一刻，也许她已经清楚知道昨天夜里是她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就像从前那样，这一次母亲也没能很好地保护她。哦，多么熟悉又残酷的感觉。

林雪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