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演员邵逸凡发微博称，“最近和心理咨询师提出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，我会忍不住和一些人发生言语上的冲突，明知争论无意义，但上头起来控制不了。有时太激动了会吓到身边的人，毁坏了至少表面上和谐友好的关系。”

这种事，我也干过，因而她的话立马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
在咨询师的提示下，她回忆了一些童年旧事。譬如，有一次市里统考，看图作文，第一图，下雨了。第二张图，一个旗杆两个小朋友。她理解成风雨无阻也要把旗升起来。因为所有人都写的降旗，只有她一个人写升旗，老师说她跑题，给她打了0分，批评了她半年多。

咨询师的意见是，她争论的事情很重要，但在争论过程中，有东西在推着你向前走。老师属于权威，在很多孩子心目中是不可抵抗的权力，她勇敢地做了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。

1980年代，我在南京乡下上初二时，来了几个城里的老师。我们的语文老师口头禅就是“你们乡下学生就是不行，当年我教的城里学生很厉害”。我发誓要好好争口气。有一次，我发现，期中考试试卷语文老师有一题错判了。我鼓足勇气找到老师改分，但他连卷子都没看，直接就说没错判。我很生气地当着同学面坚持说是老师搞错了。老师下不来台，只得认真看了，然后一言不发，把分数改正，还在分数上盖了一个姓名章。

成年后，我经常为了“公正”二字和领导据理力争，甚至拍过桌子。很多朋友都劝我为人要“圆滑”，不要太轴、太刚直，否则“不好进步”。老实说我也为此困惑过，但看到了邵逸凡的微博文字，我又有所悟，一个人的刚直并不可弃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和邵逸凡都思考过敢于挑战权威的原因。邵逸凡意识到，正是父母对她的开放式教育，以及对她的包容，才使她并不惧怕父母这个最大的权威。他们的尊重使她需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感受。她由此感慨：“当我在除了他们以外的地方，受到了权威的打压，我才会把情绪堆积到了现在。所以造成我发生冲突的成因并不是缺点，反而是我需要感激的闪光点。”

而我细想起来，我自小从我的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，便是做一个有能力在社会站直腰的人。我的性格更接近天性善良、脾气刚烈的母亲，我常常目睹她在村里的“大争小争”。

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好的问题，父母在孩子独立性上应该如何培养，是注重独立多一点可能会面临艰难与恶意；还是服从性高一点，把别人的感受与看法放在第一位？

父母对孩子，负有监护之责、教育之责。父母以孩子“第一任老师”的形象，向孩子言传身教、立规立则，例如教孩子遵守规则、合理避险。这份责任，父母当仁不让。

但建立这样的权威，不是让孩子绝对服从、盲目服从，而是要和孩子讲道理。最好的家庭教育，一定是和孩子讲道理、尊重人格。动辄“我是父母，你就要听我的”，并不可取。假如孩子在公共场合犯了错不肯改正，采取适当的强制性措施甚至惩罚，可以有。但事情过去之后，还是要和孩子耐心讲清楚其间的道理，以理服人。否则，一时的强制也许有用，但很容易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，遭到孩子或明或暗的“反制”。结果不仅令权威性滑落，也产生更大的问题。

自始至终，为人父母者都要有志于将孩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敢于对破坏规则或不公正行为说“不”的人。唯有这样坚持不懈地塑造孩子的品格，孩子在遭遇破坏规则的现象时才会懂得捍卫规则，在被别人侵犯权利时，也才会站出来。

在成长的过程中，“据理力争”实在是一份必不可少的自我修养和坚持。很多人都说过“不争”，但小事可以不争，大事岂能不争？小利可以让，原则岂能让？争的目的不是逞口舌之快，而是守住权利的边界。

捍卫权利边界是有意义的。权利的边界不可随意弃守，让人如入无人之境。否则，总是退、总是忍，退忍到何时？在现实中，一个人啥事都忍的结果，只能把委屈埋在心里，由处处块垒积聚成大山，终有一日，在“忍无可忍”之时爆发，做出不可收拾之事，何苦来哉？

应该承认，做人独立多一点、刚直多一点，或比唯唯诺诺、处处看他人眼色的人遇见更多的坎坷。但是，人生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得到多大的“进步”，而要努力活得畅快、自在，活出意义、活出光来。

越是容易碰壁，越是应该保持“需要感激的闪光点”。确实，遇到不平之事大声反对甚至冲上前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，但我们的人格也借此得到伸张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保持一份生而为人的安然与张力。而显然，正直的人多了，社会也会变得更好。

（作者系媒体人）

• 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）

伍里川